之后的一年，他在这座城市里活得像一只没人管的狗。不能租房，不能开户，不能进公立医院，不能报警，不能生病，也不能死得太显眼——全香港对普通人敞开的那些门，对他全都死死地关着。他只能做那种给现钱、不问名字的活：搬货、洗碗、通渠、拆棚。工钱被人扣了他也没处说，因为他一开口就要露馅。
那一年他学会了两件事：一是永远不要背对着门，二是先凶起来的人不容易挨打。
十七岁那年冬天，他在土瓜湾一条后巷的轮胎堆上睡觉，被人用脚踢醒。
踢他的是个老头，六十来岁，穿一件洗到看不出颜色的polo衫，手指关节粗得像树瘤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镜片脏得能糊住人。老头低头看了他一会儿，问他会不会拧螺丝。
毛仔那时候中文比现在还烂。他坐起来，警惕地盯着老头，半天憋出两个字："识得。"
其实他不识得。
老头看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戳穿，转身往巷子里走，走了两步回头说："跟我嚟。"
那就是根叔。麦记车房的麦根。
根叔是个很难形容的人。他脾气糙，骂人的时候唾沫星子能喷到你脸上，一天要骂毛仔八回，"痴线"、"废柴"、"你系咪痴咗线"，从早骂到晚。可他从来不打人，也从来不问毛仔从哪来，不问他为什么没有身份证，不问他半夜为什么会在轮胎堆上睡觉。
他只管三件事：工具要归位，做错要认，答应了的事就要做到。
他教毛仔拧螺丝，教他听引擎的声音，教他怎么从一台车的抖动里判断是哪个缸的问题。他还纠正毛仔的中文——虽然他自己那口普通话也带着一股浓浓的九龙城口音，两个人凑在一起，讲出来的东西谁都听不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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